記者游宏琦／高雄報導
資深黨員直言：制度公平性與黨魂有所悖離；此番言論並非空穴來風，歷史經驗成前車之鑒
記者／游宏琦 高雄專題報導
民進黨下一屆高雄市長初選，確定將採用「對比式民調」，由四位參選人分別與國民黨可能人選柯志恩逐一配對，透過電話比對方式決定出線人選。此舉表面上看似科學、公平，甚至能模擬大選態勢，但黨內已有資深黨員與基層憂心，這樣的制度設計，恐怕暗藏陷阱，不僅削弱「初選正義」，更可能讓外部勢力介入，影響民進黨的最終提名結果。
薛兆基：初選應反映真實，而非算計
民進黨籍、同時參與高雄市左楠區議員初選的 薛兆基，日前在其任職的《南主角》媒體平台與個人臉書上公開表態，對比式民調可能失去公平性。他指出，許多綠營支持者在接到調查電話時，並不是單純表達最認同的候選人，而是「策略性作答」，盤算誰比較有機會在大選中打敗對手。
「這樣的民調數字，其實已經摻雜了算計與想像，而不是純粹的支持度。」薛兆基強調，更嚴重的是，對比式民調並不限於黨員，開放給全體選民調查，這意味著國民黨或其他陣營支持者完全可能「動手腳」，藉由支持最弱的民進黨候選人，來影響黨內結果。
他直言，初選制度應該反映基層支持的真實意向，而不是被外部算計左右。「如果缺乏防範機制，公平性恐怕會被稀釋，最後受害的不是個別候選人，而是整個黨的提名正當性。」
前車之鑒：北高兩地經驗揭示風險
事實上，民進黨過去在地方首長選舉中，已有多次因「對比式民調」引發爭議的案例。
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
當時民進黨以「公民民調」的方式，透過對比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，最終推舉無黨籍的 柯文哲 出線。柯文哲最終成功當選，替泛綠陣營贏得台北市。然而，這場勝利卻在黨內留下隱憂：有人肯定對比式民調「找到最能打的人」，但也有不少人質疑，民進黨最終沒有提名自己的候選人，而是將選舉交給外部力量，導致「黨魂」與基層耕耘被邊緣化。
2018 年高雄市長選舉
當時民進黨以對比式民調選出 陳其邁 出線，對比結果顯示他最具勝算。然而，隨著「韓流」崛起，最後在大選中敗給國民黨的韓國瑜。這起案例反映出，對比式民調雖能在某一時間點塑造「可勝性」的假象，但卻無法預測社會氛圍與選舉熱潮的突變。
這些經驗證明，對比式民調並非萬靈丹，更不是「公正獨角獸」。若過度依賴，反而可能誤導提名方向，甚至讓外部勢力藉機操作。
制度核心矛盾：勝算 vs. 認同
觀察人士指出，對比式民調的本質，其實是在衡量「誰比較有勝算」，而非「誰在黨內真正最受支持」。
基層支持者所看重的，往往是候選人的理念、地方經營、對黨的忠誠度以及服務紀錄。然而，這些特質在對比式民調中幾乎完全消失。當候選人的出線關鍵被壓縮為「對外可勝性」，長期下來，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也會從「爭取黨內認同」逐漸轉向「討好中間選民」。這樣的轉變，不僅會稀釋黨內民主精神，甚至可能影響政黨的長期發展。
此外，「假想敵效應」也是制度的隱憂。若設定的藍營對手聲量高卻選票有限，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度就會被高估；若是假想強敵，則數字被壓低。而這些被頻繁曝光的藍營人選，還可能在過程中無形中增加媒體聲量，變相獲得「免費宣傳」。
改革呼聲：雙軌並行才是出路
面對這些質疑，學者與基層普遍呼籲，單一對比式民調不足以反映全貌，應採「互比式」與「對比式」雙軌並行。
- 互比式民調：直接呈現黨員與支持者的真實排序，反映黨內的民主基礎。
- 對比式民調：則提供候選人在大選中可能的勝算，作為戰術評估的參考。
兩者相輔相成，才能既展現黨內民主，也兼顧大選考量。若能同時公開透明抽樣方式，並由多家民調公司平行執行，則更能避免單一數據偏差或外部操作。
守住初選正義，才守得住長期信任
對比式民調本身並不是洪水猛獸，但若被視為唯一的衡量標準，初選的公平性就會遭到稀釋。2014 年台北、2018 年高雄的前車之鑒，已經提醒民進黨：制度一旦設計不周，短期或許能換來「可勝性」，卻可能付出黨員對民進黨長期信任流失的代價。
正如薛兆基所言：「初選不該成為外部算計的遊戲，而應該是基層真實意向的展現。」民進黨若要維持制度正當性與社會信任，就必須重新檢視初選機制，在「誰能贏」與「誰能代表黨」之間，找到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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